在前一篇〈熱情不等於專業〉中，我們談到許多學生與大人誤解了「教學」的本質。但更嚴重的，其實是近年許多營隊、社團、各類學術性學生活動中，TA（教學助理）與學生幹部制度的制度性誤用與濫用。我們看到太多年輕人拿著「助教」這個頭銜，卻從來沒經歷過教學現場的責任與風險。這正是我們想要深入討論的問題。
模聯文化的殘影：頭銜優先、責任缺席
模聯出身的學生往往擁有漂亮的履歷與頭銜，會說場面話，也熟悉活動流程。我們也確實遇過幾位學生，展現出對教學現場難得的敏感度與責任感，但說實話，這樣的例子還是偏少，遠不如大家口中想像的那麼普遍。
模聯文化有一個長期的弊病：權力結構模仿得很像，責任承擔卻從未建立。助理主席、活動召集人、議事規劃、新聞公報……看起來很有制度，但說穿了，多數人其實只是為了累積 credit，好在未來申請大學或求職時能夠「說得出口」。
當然，也不是所有模聯活動都如此。有些會議確實設計得不錯、討論深度也夠，甚至能啟發學生對議題的關注與思辨。不過我們也觀察到，在不少場域裡，學習的機會並不總是平均分配，並非所有參與者都能實際獲得成長與轉化。
一定也會有人說：「那學生自己應該要主動啊！」這種說法不能說錯，但也說不全。畢竟，在模聯的運作中，一個人安靜整天其實沒人會在意，甚至還能靠撰寫聲明、場邊操作來留下參與痕跡；但在英文辯論賽中，你如果一句話不講，不但會被對手強勢壓制，還可能被隊友或老師當場提醒，甚至賽後檢討。這兩種場域對「沉默」的代價完全不同。
例如《Georgetown Voice》曾批評模聯的獎勵制度「重場面話勝於合作」，而來自 Columbia University 的學生評論更指出：模聯參與者往往將頭銜視為精英入場券，卻缺乏對國際議題的深度理解。這些評論提醒我們，形式主義若沒有責任感支撐，就只是漂亮的空殼。
這樣的文化延伸到其他活動時，就出現許多「看起來在帶活動，實際上只是照流程走的學生角色分工」。他們模仿大人的組織架構，卻沒有相對應的責任意識與教學成果。這樣的傾向近來也逐漸出現在英辯圈：有些學生一旦擔任過一次講者、被點名協助活動，就開始自稱是 TA、主講人、教學顧問，甚至以組織顧問或訓練主任的角色進行包裝。這些華麗頭銜背後，卻從來沒有設計過教案、沒有處理過學生的學習盲點，沒有任何回饋機制，也沒有教學紀錄，就因為「我有打過比賽」的資歷，自認可以當指導者。
真實教學需要現場與監督，不是「我以前是這樣」
我當年要進入教學環節，也是在有老師旁邊觀察、一起討論並確認內容後，才一點一點試著開始教。那是一個需要承擔失敗與修正責任的歷程。我跟著學校帶隊老師進出賽場，也參與了從準備、修稿到現場的每一環，曾經帶出 Cicero 三戰三勝的局面，也遇過 win some lose some 的階段。這些經驗，讓我逐漸學會什麼叫做「教學」：要處理實力差距、要判斷組合策略、也要在輸贏和教育價值之間做平衡。
但現在我們卻看到太多學生「想教就教」、「想帶就帶」，好像只要有熱情、有參賽經驗、有幾張投影片就可以直接上場。這種態度不只傷害學生，更是在傷害整個教學文化。
因為教學不是演出。你不是來朗誦簡報、也不是來重述自己的故事。你要面對學生卡關時的沮喪，也要為自己的失誤買單，甚至要陪他們一起熬過落後的低潮。
我們怎麼做：讓助教不是虛名，而是養成歷程
不只是我們這樣做，許多正式教育機構也已建立相對完善的 TA 制度設計。例如，像高雄醫學大學與政治大學就明定，TA 上場前要接受訓練，不是隨便就能帶學生，也不能被當行政工讀生來使喚。台藝大與清華大學甚至設計出三階段的培訓制度，還有週誌、成果報告，要求每個助教都必須真正走過教學流程。
這些制度的共同點在於：助教不是「支援人力」，而是「教學夥伴」。透過訓練、明確分工與動態評量，讓 TA 在現場學會什麼叫做責任、反思與成長。我們也將這些精神應用在營隊與社課現場，讓學生能逐步內化教學能力，而不是停留在「我以前打過比賽」的回憶中。
力甄的 TA 制度設計，就是為了避免這些虛名：
- 不先給 title，先給任務與觀察：讓學生先從協助回饋、設計活動的環節中開始，觀察他們是否真的理解教學結構。
- 每場活動都有反思與紀錄：不是做完就結束，而是活動後要寫觀察、要寫自己做得不好的是什麼。
- 教學分層：活動型、教學型、支援型：不同層次的 TA 有不同責任與對應的訓練。
- TA 不是權力，而是養成中的準教師：要能夠接受評鑑、接受學生的真實反應，才有資格稱為 TA。
我們要培養的是未來能帶得動現場的人
近年我們也觀察到，越來多學生主導的學術型學生社群，開始規劃類似「mentorship 計畫」、「教學訓練」、「比賽帶隊」等結構。這些名詞聽起來高尚，卻往往缺乏真正的教育實質，就像某些保險業人人都是『區經理』一樣，頭銜和制度的堆疊最終淪為一種空轉文化。
特別是「mentor」這個詞，在英語語境裡原本指涉長期陪伴、個別指導、有歷程的教學關係。但現在卻常被學生組織當作「比較高尚的講師代稱」，結果往往只是照本宣科、串場撐場面、結束後沒有任何教學回饋。這些計畫表面上制度完整，但若沒有教學責任的理解、沒有成效追蹤的設計、沒有反思錯誤的空間，很容易變成另一套模擬教育的表演。
當這些學生組織開始對外宣稱「我們能教」、「我們有一對一學伴」、「我們能培育新手」，那他們就不再是單純的參與者，而是進入了一個應該被教育標準與誠信要求約束的位置。如果沒有意識到這點，頭銜與活動就會變成履歷堆疊的工具，學生的學習也會在熱鬧中被掏空。
你想當助教，不該只是因為你打過幾場比賽，或曾在社團擔任幹部、模聯會議中當過主席。這些經歷或許有幫助，但不能直接等同於教學能力。你真正該問的是：你真的帶得動一群不認識你、不崇拜你、還不太想學習的學生嗎？ 如果不能，那就從協助別人開始。
我們的助教制度中，有一位助教在第一堂活動時緊張到說不出話，連帶動暖身都卡關。但她沒有放棄，反而回去自己練了兩天講稿、請學長姐幫她模擬練習。到第三堂課時，她已經能讓學生笑出來，甚至能幫其中一位完全不敢講話的學生做結構輔助。
她所獲得的讚美與肯定，並非來自她的學歷背景、頭銜，甚至也不是比賽戰績，而是靠著扎實一次次的錯誤與修正，換來學生的信任。這才是我們力甄要的助教養成過程。
學生的學習，是我們大人的責任。這份責任，不該隨便讓人上場實驗。
更重要的是，不該鼓勵學生用「曾經當 TA」「當過組長」等頭銜，來堆砌履歷、包裝成就。教育部與耶魯大學招生官都提醒過，這種過度包裝的做法反而會引發質疑，讓招生者懷疑申請者的誠信與真實能力。真正有價值的學習歷程，是從真實參與中慢慢磨練出來的，包含失敗後的調整與不斷的觀察回饋，這些都不是靠幾個華麗的詞彙就能堆砌出來的。
因此，我們設計助教制度時，也持續優化「陪伴成長」、「現場觀察」、「階段任務」等具體流程，讓願意投入的年輕人有一條可走的路，而不只是背著頭銜的空殼角色。
參考資料來源
- Georgetown Voice, 〈Model UN and performative diplomacy〉, 2022. https://georgetownvoice.com/2022/10/07/improve-model-un/
- Consilience, Columbia University 學生評論：〈Reevaluating the Purpose of Model UN〉. https://journals.library.columbia.edu/index.php/consilience/blog/view/38
- 教育部：「大學個人申請備審資料審查原則大公開」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2200/News_Content.aspx?n=90774906111B0527&sms=F0EAFEB716DE7FFA&s=881A20C2DC051499
- The News Lens:〈申請論文絕對要避免這四種寫法〉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151351
- 國立政治大學 教學助理制度手冊：https://learning.ncc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download/TA.pdf
- 高雄醫學大學 教學助理制度：https://cfd.kmu.edu.tw/images/Assistant/TA/教學助理制度1081229
-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學卓越中心：https://excellence.ntua.edu.tw/p/16-1000-562.php?Lang=zh-tw
- 國立清華大學 實務課程 TA 職能網：https://ipta.nthu.edu.tw/?page_id=9042